臺北人熟悉的重慶南路，
曾經是臺北銀座，也是風華一時的書街。
從少年到中年都在這裡度過的黃開禮，
看盡書街的繁華一時和衰頹，
《書街舊事：從府前街、本町通到重慶南路》中，
為你細數一本本書間的年華流轉。
文／ 黃開禮
位於臺北市城中區的重慶南路，在清朝時期，北段稱為府前街，南段稱為文武街；日治時代，這北段與南段改稱為本町通，意思是「最繁華的街道」，當時有銀行、書店、文房四寶、茶莊，一派優雅文氣。而附近的衡陽路稱為榮町通，是集吃喝玩樂於一處的天堂，林立著銀樓、布莊、服飾、南北百貨與餐廳。
重慶南路和衡陽路兩處合併稱為「臺北銀座」，是上流社會人士出入的地方，白天車水馬龍，夜晚燈紅酒綠。
日治時期的 1911 年，臺北連續兩年經歷颱風、水災，據說當時有三千多間街屋倒塌，總督府因此聘請建築師野村一郎規畫，改造臺北銀座市區，於次年開始整建成紅磚巴洛克的連棟風格，本町通道路寬 9.3 公尺，並設計寬 3.3 公尺的騎樓，以利人車分流。
日本人依所擬定的臺北都市計畫，於 1914 年完成城牆拆除，並重新規畫道路，於是從各地搭火車來到臺北的人，一定會走經重慶南路。1915 年，總督府為出版中小學教科書而成立的「臺灣書籍株式會社」，在重慶南路上的門市大樓開張，為「市區改正」的指標案例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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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高堂書店（臺灣圖書館提供，摘錄自《書街舊事》）
東陽堂書店（國家圖書館提供，摘錄自《書街舊事》）
起始自日治總督府周遭的書香
日治時期書店最早是集中在新起町（今漢中街、長沙街一段附近）一帶，根據《殖民地時代的舊書店》一書描述，當時新起町就有九家書店，如東陽堂、鹿子島、岐阜屋、日臺堂等，此外，臺北銀座的榮町一帶則有文明堂、杉田書店等，加上後期大型書店興起於本町通，在總督府周邊締造了濃厚的書香氣息。
漸漸使民眾養成閱讀習慣，也創造了書街的人流。自 1945 年日本無條件投降、國民政府在同年十月派員接收臺灣之後，重慶南路的書店開始由國民政府官方或上海人接手，並由賣日文書改為賣中文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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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本來就是國際商埠，養成當地商人靈敏的嗅覺、獨到的眼光、快狠準的手腳，加上具有足夠財力，他們來臺後，很快搶先在緊鄰政治大道旁的街道上購置房產，尤其是最靠近總督府與臺灣銀行的 T 字兩條街：重慶南路與衡陽路一帶。看準重慶南路上的往來人潮和書報攤商機，他們在此開出一家家書店，成為書街的先鋒；而與重慶南路垂直的衡陽路，更因上海人進駐開銀樓、百貨店，被稱為小上海商圈。
我的老闆薛頌留先生就是第一批隨國民政府遷臺的上海幫生意人。他們原本在上海開設布匹印染工廠，上海淪陷之前，當機立斷結束事業，扶老攜幼，全家十來口渡海到臺北。變賣攜帶的大量黃金後，買下了重慶南路一段六十六號的三層樓房，並登記「國華書店」為事業基地，由薛頌留當董事長，弟弟薛瑜擔任經理。
在百廢待興的光復時期，聚集知識與教育核心的書街，洋溢著臺灣知識分子受到啟蒙的求知光輝。我有幸躬逢其盛，可以說大半生與書街共生、共榮。
商務印書館早期圖片（摘錄自《書街舊事》）
拉起圍繩、鋪上木板，儼然文化城
1950 到 1980 年代是重慶南路書街的全盛時期，我當學徒的國華書店，在 1956 年，因業務擴大，更名為「大中國圖書公司」，以出版、銷售綜合圖書為主，成為戰後書街的一哥。取名這個名字，多少象徵了當時投機商人的意識型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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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年經營出版業或開書店算「文化事業」，營業登記的申請與審核條件雖然並不嚴苛，但一般人都覺得這是「讀書人」的事業，或許也因儒家評論士、農、工、商的關係，大家對「士」有一種莫名的崇敬，難免敬而遠之。二戰後，臺灣人剛剛脫離殖民身分，當時百業蕭條、民生凋敝，生活求溫飽都難，根本談不上文化建設。直到國府接收臺灣，隨之而來的上海商賈進駐了最靠近政治中心（總統府）的重慶南路，獨占了日本人遺留的、少有人知道的「金礦」營生。
隨著臺灣政局、經濟逐漸穩定，社會大眾渴求知識的極端反應，讓政府放寬了出版業的法規限制。出版社如雨後春筍的成軍，出版業從很保守、封閉到突然大躍進，很多書店的資深夥計離職自設門戶，分食這塊大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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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書街」除了毗鄰綿延的門市，每一家店門口還有書報攤 ，他們在騎樓的廊柱由上而下，四面拉起繩索，掛滿了書報，地面再用木板搭成圍繞柱子的擺設「平臺」（類似地攤）。所以，不熟門路的行人若沒有注意看招牌，路過這個區域時就會墜入五里霧，眼花撩亂了。
卑微片刻，注定日後成為文化基礎的巨人
最早，書報攤的主人多是大陸撤退來臺的退伍軍人，生活困頓的他們占地為王，搶到一根廊柱，擺些回收的破爛傢伙就做起營生。由於重慶南路是旅客搭火車進臺北城的必經之處，往來人潮多，所以書報攤生意興隆。
重慶南路上的書報攤（陳文發拍攝，摘錄自《書街舊事》）
於是從重慶南路發源，書報攤像撒豆成兵，迅速的蔓延至懷寧街、衡陽路、博愛路、成都路、峨嵋街、中華路、西寧南路、延平北路、延平南路，成了街道的另類風景，之後，公車售票亭也如此炮製，甚至賣愛國獎券、口香糖等小吃食。
由於書店沒有販賣報紙，書報攤紛紛與派報中心合作，成為最熱騰騰的新聞供應站，清晨上架，午後換晚報，當年有《中央日報》、《徵信新聞》（《中國時報》前身）、《聯合報》、《民生報》、《新生報》等；雜誌有週刊、月刊、中文或英文等；年節則賣日曆、月曆、紅包袋等。顧客買報時會隨手帶上一本雜誌，書報攤就以報紙與雜誌互相帶動、創造業績。報刊畢竟利潤微薄，於是攤子開始擺出風漬書、舊書，又因這些風漬書必須花時間整理清潔，賺頭少，還不如賣新書來得好，因此，出書量少、難與經銷商打交道的小出版社，便與書報攤談寄售（或稱代售），爭取擺「平臺」的曝光率，折扣自然可以溝通，以建立出版社、書報商、讀者三贏的局面。
當時白手創業的文化人都很辛苦，我在書店當小學徒時，即常看到皇冠出版社創辦人平鑫濤先生下班後，騎著生了鏽的破舊腳踏車，到每個書報攤送書籍與雜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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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人周夢蝶在武昌街一段五號「明星咖啡館」門口擺設書報攤，比較特別，他沒有賣書報，只陳列文學雜誌以及詩人們的詩集，這裡是作家、學生和讀者經常流連的地方，也因此成為書街最美的文學地標。周夢蝶的書攤從 1959 年開始，持續二十一年，風雨無阻，直到他昏倒被送醫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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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書報攤所帶動的人潮對書店並沒有關連，據我觀察，書店與書報攤的讀者完全是兩群消費者，需要不同、思維不同，購買行為也有差異。面對門口書報攤的花樣，向來配合政令、正經八百的書店，只能以「不屑與地攤文化互鬥」的心態自我平衡，畢竟書是知識分子的糧食，不是叫賣的物品，買賣該維持基本禮儀，這是當時書街店家一致遵守的默契與美德。
時代的風吹拂百年書街風華
對當時的讀者而言，逛書街是精神享受。看到喜愛的書、需要的書，即使口袋空空，無法滿載而歸，也不會沮喪，書永遠在那裡等你翻閱，總是讓人心情平靜、意氣風發，精神飽滿、踏實，有著無所求的滿足。
在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下，當年繁華一時的書街，讓不少出版社、書店、中盤商、書報攤因書致富。只是沒有人想到繁華也有落盡時，2000 年之後，隨網路興起，顛覆了閱讀習慣，也改變了生活節奏。重慶南路書街從極盛時代的一百多家，目前僅剩十來家，一些老牌書店陸續歇業，具有規模的正中書局、文化書局、中華書局、商務印書館等，不是搬遷就是改建成旅館，僅剩少數幾家大型書店與專門書店堅守本位，在時不我予的大環境下，他們的存在對書街具有標誌性與意義性。
（本文摘錄自《書街舊事：從府前街、本町通到重慶南路》書中〈書街榮景〉一文，黃開禮 著，時報出版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