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慶南路,書香四溢的那些年

臺北人熟悉的重慶南路,
曾經是臺北銀座,也是風華一時的書街。

從少年到中年都在這裡度過的黃開禮,
看盡書街的繁華一時和衰頹,
書街舊事:從府前街、本町通到重慶南路》中,
為你細數一本本書間的年華流轉。


文/ 黃開禮

位於臺北市城中區的重慶南路,在清朝時期,北段稱為府前街,南段稱為文武街;日治時代,這北段與南段改稱為本町通,意思是「最繁華的街道」,當時有銀行、書店、文房四寶、茶莊,一派優雅文氣。而附近的衡陽路稱為榮町通,是集吃喝玩樂於一處的天堂,林立著銀樓、布莊、服飾、南北百貨與餐廳。

重慶南路和衡陽路兩處合併稱為「臺北銀座」,是上流社會人士出入的地方,白天車水馬龍,夜晚燈紅酒綠。

日治時期的 1911 年,臺北連續兩年經歷颱風、水災,據說當時有三千多間街屋倒塌,總督府因此聘請建築師野村一郎規畫,改造臺北銀座市區,於次年開始整建成紅磚巴洛克的連棟風格,本町通道路寬 9.3 公尺,並設計寬 3.3 公尺的騎樓,以利人車分流。

日本人依所擬定的臺北都市計畫,於 1914 年完成城牆拆除,並重新規畫道路,於是從各地搭火車來到臺北的人,一定會走經重慶南路。1915 年,總督府為出版中小學教科書而成立的「臺灣書籍株式會社」,在重慶南路上的門市大樓開張,為「市區改正」的指標案例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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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高堂書店(臺灣圖書館提供,摘錄自《書街舊事》)

東陽堂書店(國家圖書館提供,摘錄自《書街舊事》)

起始自日治總督府周遭的書香

日治時期書店最早是集中在新起町(今漢中街、長沙街一段附近)一帶,根據《殖民地時代的舊書店》一書描述,當時新起町就有九家書店,如東陽堂、鹿子島、岐阜屋、日臺堂等,此外,臺北銀座的榮町一帶則有文明堂、杉田書店等,加上後期大型書店興起於本町通,在總督府周邊締造了濃厚的書香氣息。

漸漸使民眾養成閱讀習慣,也創造了書街的人流。自 1945 年日本無條件投降、國民政府在同年十月派員接收臺灣之後,重慶南路的書店開始由國民政府官方或上海人接手,並由賣日文書改為賣中文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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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本來就是國際商埠,養成當地商人靈敏的嗅覺、獨到的眼光、快狠準的手腳,加上具有足夠財力,他們來臺後,很快搶先在緊鄰政治大道旁的街道上購置房產,尤其是最靠近總督府與臺灣銀行的 T 字兩條街:重慶南路與衡陽路一帶。看準重慶南路上的往來人潮和書報攤商機,他們在此開出一家家書店,成為書街的先鋒;而與重慶南路垂直的衡陽路,更因上海人進駐開銀樓、百貨店,被稱為小上海商圈。

我的老闆薛頌留先生就是第一批隨國民政府遷臺的上海幫生意人。他們原本在上海開設布匹印染工廠,上海淪陷之前,當機立斷結束事業,扶老攜幼,全家十來口渡海到臺北。變賣攜帶的大量黃金後,買下了重慶南路一段六十六號的三層樓房,並登記「國華書店」為事業基地,由薛頌留當董事長,弟弟薛瑜擔任經理。

在百廢待興的光復時期,聚集知識與教育核心的書街,洋溢著臺灣知識分子受到啟蒙的求知光輝。我有幸躬逢其盛,可以說大半生與書街共生、共榮。

商務印書館早期圖片(摘錄自《書街舊事》)

拉起圍繩、鋪上木板,儼然文化城

1950 到 1980 年代是重慶南路書街的全盛時期,我當學徒的國華書店,在 1956 年,因業務擴大,更名為「大中國圖書公司」,以出版、銷售綜合圖書為主,成為戰後書街的一哥。取名這個名字,多少象徵了當時投機商人的意識型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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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年經營出版業或開書店算「文化事業」,營業登記的申請與審核條件雖然並不嚴苛,但一般人都覺得這是「讀書人」的事業,或許也因儒家評論士、農、工、商的關係,大家對「士」有一種莫名的崇敬,難免敬而遠之。二戰後,臺灣人剛剛脫離殖民身分,當時百業蕭條、民生凋敝,生活求溫飽都難,根本談不上文化建設。直到國府接收臺灣,隨之而來的上海商賈進駐了最靠近政治中心(總統府)的重慶南路,獨占了日本人遺留的、少有人知道的「金礦」營生。

隨著臺灣政局、經濟逐漸穩定,社會大眾渴求知識的極端反應,讓政府放寬了出版業的法規限制。出版社如雨後春筍的成軍,出版業從很保守、封閉到突然大躍進,很多書店的資深夥計離職自設門戶,分食這塊大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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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書街」除了毗鄰綿延的門市,每一家店門口還有書報攤 ,他們在騎樓的廊柱由上而下,四面拉起繩索,掛滿了書報,地面再用木板搭成圍繞柱子的擺設「平臺」(類似地攤)。所以,不熟門路的行人若沒有注意看招牌,路過這個區域時就會墜入五里霧,眼花撩亂了。

卑微片刻,注定日後成為文化基礎的巨人

最早,書報攤的主人多是大陸撤退來臺的退伍軍人,生活困頓的他們占地為王,搶到一根廊柱,擺些回收的破爛傢伙就做起營生。由於重慶南路是旅客搭火車進臺北城的必經之處,往來人潮多,所以書報攤生意興隆。

重慶南路上的書報攤(陳文發拍攝,摘錄自《書街舊事》)

於是從重慶南路發源,書報攤像撒豆成兵,迅速的蔓延至懷寧街、衡陽路、博愛路、成都路、峨嵋街、中華路、西寧南路、延平北路、延平南路,成了街道的另類風景,之後,公車售票亭也如此炮製,甚至賣愛國獎券、口香糖等小吃食。

由於書店沒有販賣報紙,書報攤紛紛與派報中心合作,成為最熱騰騰的新聞供應站,清晨上架,午後換晚報,當年有《中央日報》、《徵信新聞》(《中國時報》前身)、《聯合報》、《民生報》、《新生報》等;雜誌有週刊、月刊、中文或英文等;年節則賣日曆、月曆、紅包袋等。顧客買報時會隨手帶上一本雜誌,書報攤就以報紙與雜誌互相帶動、創造業績。報刊畢竟利潤微薄,於是攤子開始擺出風漬書、舊書,又因這些風漬書必須花時間整理清潔,賺頭少,還不如賣新書來得好,因此,出書量少、難與經銷商打交道的小出版社,便與書報攤談寄售(或稱代售),爭取擺「平臺」的曝光率,折扣自然可以溝通,以建立出版社、書報商、讀者三贏的局面。

當時白手創業的文化人都很辛苦,我在書店當小學徒時,即常看到皇冠出版社創辦人平鑫濤先生下班後,騎著生了鏽的破舊腳踏車,到每個書報攤送書籍與雜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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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人周夢蝶在武昌街一段五號「明星咖啡館」門口擺設書報攤,比較特別,他沒有賣書報,只陳列文學雜誌以及詩人們的詩集,這裡是作家、學生和讀者經常流連的地方,也因此成為書街最美的文學地標。周夢蝶的書攤從 1959 年開始,持續二十一年,風雨無阻,直到他昏倒被送醫為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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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書報攤所帶動的人潮對書店並沒有關連,據我觀察,書店與書報攤的讀者完全是兩群消費者,需要不同、思維不同,購買行為也有差異。面對門口書報攤的花樣,向來配合政令、正經八百的書店,只能以「不屑與地攤文化互鬥」的心態自我平衡,畢竟書是知識分子的糧食,不是叫賣的物品,買賣該維持基本禮儀,這是當時書街店家一致遵守的默契與美德。

時代的風吹拂百年書街風華

對當時的讀者而言,逛書街是精神享受。看到喜愛的書、需要的書,即使口袋空空,無法滿載而歸,也不會沮喪,書永遠在那裡等你翻閱,總是讓人心情平靜、意氣風發,精神飽滿、踏實,有著無所求的滿足。

在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下,當年繁華一時的書街,讓不少出版社、書店、中盤商、書報攤因書致富。只是沒有人想到繁華也有落盡時,2000 年之後,隨網路興起,顛覆了閱讀習慣,也改變了生活節奏。重慶南路書街從極盛時代的一百多家,目前僅剩十來家,一些老牌書店陸續歇業,具有規模的正中書局、文化書局、中華書局、商務印書館等,不是搬遷就是改建成旅館,僅剩少數幾家大型書店與專門書店堅守本位,在時不我予的大環境下,他們的存在對書街具有標誌性與意義性。


 

(本文摘錄自《書街舊事:從府前街、本町通到重慶南路》書中〈書街榮景〉一文,黃開禮 著,時報出版)